记者 张全
欧洲的示威潮仍在持续翻涌。11月11日，西班牙上演14年来首次全国大罢工，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住房危机。部分地区出现罢工人群与警方冲突，已有50余人被捕。
这场罢工恰逢关键政治节点：本月29日西班牙将举行大选，执政近8年的桑切斯及其左翼阵营面临严峻考验。从经济表现来看，西班牙算得上欧盟中的“优等生”，但在民生考题中为何严重“失分”？事件又将对大选走向产生何种影响？
政府“人设”崩了？
这场罢工表面上是反对房价和租金上涨，根本原因则是西班牙住房供需失衡已成为民生大事。
西班牙的住房困境究竟到了何种地步？先来看几组数据。西班牙央行估计，全国住房缺口约为75万套，到2028年可能超过100万套；大量房源被用作旅游租赁、投机资产和短期租赁，十年间租金和房价不断上涨；购房门槛不断抬升，能负担购房的家庭持续减少，租房群体规模急剧膨胀。西班牙青年委员会数据显示，当地平均月租金达到1176欧元，几乎吃掉年轻人全部的月收入。
在上述背景下，住房领域的矛盾不断发酵。今年9月一位87岁的老年租户遭驱逐后去世一事，更成为民众走向街头的导火索。之后，西班牙就没太平过——先是于10月初举行了全国性抗议，紧接着两大工会宣布定于11月11日举行全国性罢工。这场行动最终如期举行。
大罢工总体上是和平的，但到了当天晚些时候，巴塞罗那、马德里等地上演暴力事件，商店橱窗被砸、垃圾箱被焚烧。据罢工组织方统计，当天参与人数约400万，占西班牙劳动力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港口、汽车制造等行业的职工罢工参与率高达90%。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指出，老年租户被强制搬离事件经社交媒体广泛传播，迅速引爆西班牙社会舆论。西班牙当前是左翼政府执政，“人设”本就是优先解决住房难题、完善社会福利、维护中下层民众利益。然而，民生现实和政府塑造的施政标签形成反差，点燃民众集体焦虑。再加上大选临近，左右翼政党的政治博弈也在背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的来说，民生矛盾长期淤积，各政党借机造势争夺选民，最终催生了这场规模浩大的全国罢工。
折射哪些深层问题
这场运动也让人回想起14年前西班牙的全国性罢工，当时主要针对紧缩政策和劳工权益。10多年后的今天，这个欧盟第四大经济体再次因大罢工陷入瘫痪，折射出哪些现实问题？
崔洪建认为，社会福利、劳动者权益问题本就是西班牙长期存在的矛盾，但当下西班牙所处的内外环境，远比当年更为复杂。在国内层面，政党格局已明显重塑。14年前，西班牙政坛基本是传统左右两大政党主导的清晰格局；而在左翼阵营长期执政后，如今右翼力量强势回潮，极右翼势力同步崛起，政党生态更趋复杂多元。经济上，结构性短板持续凸显。西班牙2026年经济增速预计可达2.5%，失业率较桑切斯2018年上台初有所回落，但物价涨幅持续跑赢居民平均薪资增速，民众钱包变相缩水。
崔洪建认为，西班牙亮眼的宏观数据，一定程度上是“矮子里拔高个”——是建立在欧洲多国经济低迷的参照之上，如果对标本国近年的发展轨迹，其经济成色并不突出。与此同时，移民在为经济注入增长动力的同时，也催生新的社会分歧与政治对立。更关键的一点是：经济增长红利未能充分传导至民生领域。西班牙面临的早已不是单一的经济难题，而是经济与社会矛盾交织的复合型问题。
综合来看，西班牙的政党格局、国内经济基本面、外部大环境均发生变化，该国正面临一系列新局面、新挑战。
如何影响大选走向
这场罢工不仅是社会抗议，也成为左右两派争夺政治议题和选民支持的一次交锋。
西班牙将于29日提前举行大选，民调显示，以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为代表的右翼阵营占据优势，而以桑切斯为代表的左翼力量陷入组织分裂、选民流失和政治认同危机。
桑切斯试图将住房、劳工权益重新置于竞选议程中央；右翼则指责工会借罢工为现任政府助选。与此同时，上月西班牙发生的高铁追尾事故造成69人死亡，交通大臣辞职。该事件使原本可能成为左翼政治动员契机的全国性罢工面临更复杂的局面。
谈及罢工对大选的影响，崔洪建认为，首先要看罢工后续规模与持续时间，其次要看各政党如何解读、利用罢工事件。即便左翼能利用这一事件，效果也是有限的，因为罢工毕竟发生在左翼政府任内，本质上对执政党是不利的。各党围绕罢工事件以及大选的博弈，还会加剧西班牙政治极化、碎片化趋势。
在选情方面，桑切斯多次依靠策略性操作涉险过关，但这次难度更大，右翼与极右翼整合的可能性要高于右翼与左翼联合。
崔洪建认为，放眼整个欧洲，政治右转是大趋势，只是各国节奏、落地形式不同。意大利已出现极右翼改造传统右翼，形成“新右翼”的范例，这套模式对南欧国家有较强参考意义。
而在即将于明年大选的法国，学界现在讨论的已不再是国民联盟会不会赢，而是以何种方式获胜。总的来看，不管是极右翼整合右翼（意大利模式），还是右翼与极右翼联盟（西班牙潜在路径），都可能意味着“新右翼”力量登台。
如何看待欧洲乱象
截至目前，示威乃至骚乱已席卷至少8个欧洲国家，对于这一乱象怎么看？
崔洪建认为，共性问题十分突出。欧洲各国制度底层逻辑相近，都面对生活成本上涨、经济增长乏力、工业成本抬升、地缘冲突外溢等一系列挑战，因此很容易出现社会抗议的“传染效应”。差异在于触发点各不相同：法国本轮抗议由教育投入问题引燃，而西班牙的导火索是住房危机。同样是社会矛盾总爆发，每个国家有各自最尖锐的具体议题。
有分析指出，这轮动荡中，街头抗议、议会角力与改革迟滞相互交织，折射出民生矛盾、政治极化与治理短视叠加的困局，反映的是西方一些国家政党政治长期累积的治理赤字。
“这些抗议是多元的、不协调的，没有单一领导人或纲领。”巴黎高等商学院欧盟法律与政策教授阿尔贝托·阿莱曼诺近日表示，“与其说是对某一项政策的拒绝，不如说是一个信号：人们不再相信这个体系能够兑现承诺。”
(责任编辑：朱晓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