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欧洲保险配制性效益与适应性效益比较保险滚动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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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欧洲保险配制性效益与适应性效益比较

2007年01月26日 13:32

    在并非诱致性制度变迁情况下，配制性效益应如何长远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应适当加强政府的制度供给，而不是任由一个孱弱市场自我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由于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环境所致，中国近代保险市场自形成之日就是一个自发自为的市场，除了洋务运动期间推进了一批洋务保险企业的建立，政府基本上都没有对这个市场进行实质性干预。虽然这个特殊时期的弱国家状态并没有帮助市场的成长。在一个被西方国家严重影响国内市场的外生型近代化国家、法制环境尚未健全甚至极不健全的背景下，假如所有问题都由市场自身解决而此时政府袖手旁观的话，势必会增加市场负担与交易成本。毕竟，在制度变迁和制度移植的过程中，掌握政治社会资源的政府作为“制度决定者”有着非常显著的地位，较之其它处于被动地位的利益集团或个人来说，政府更有能力来促进制度的深化和成熟，国家强制力带来的规模经济，也可以比竞争性组织以低得多的费用提供制度性服务。正如戈登·怀特所说：“那种以自由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原发型的渐进式发展，在一个为主要资本主义列强所支配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已经是不可能，无论是就外部而言，要取得政治、经济灵活运作的作用；还是就内部而言，要改变制度、重组组织阶级力量、动员剩余物资、重建经济和维持社会政治稳定，国家政权的作用，都是决定性的。”当诱致性制度变迁满足不了社会对制度的需求的时候，由国家实施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弥补制度供给的滞后。特别是一项制度还仅仅只具有配制性效益时，政府的主导力量是重要的，它可以减少制度运行的摩擦和阻力，分摊制度运行成本和制度建设成本，深化制度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益。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年，国家对于保险市场的干涉不仅没有将配制性效益导向适应性效益，而且通过强制性的制度供给连配制性效益都予以放弃。新中国成立的最初阶段，政府接管和清理了以往官僚资本的保险公司，整顿和改造了民族资本的保险业，清除了外资保险公司，建立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当时国家与社会完全重合、政治性国家的情况下，保险机构的配置性效益并没有深深植入到经济的长期演变之中，没有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支持，这种虚弱的金融机构，也就会因为国家政策的突然扭转而戛然而止。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就是这种政策的转变，当时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风险都可以由国家和集体来解决，保险公司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所以保险业在政府主导的制度选择中被剔除。直至1979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保险公司和保险市场才真正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进入现代化的进程，开始史无前例的发展。在破冰启动的过程中，依旧采用了政府强行推动制度供给，凸现的是填补制度稀缺后的配置型效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适应性效益正在中国金融市场开始渐渐生发。

    欧洲以海上贸易为契机，在市场自发秩序中产生保险业，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向陆上保险、人身保险等诸危险领域全面拓展，在短期经济增长中实现了配制性效益。这种渐进式的发生发展方式使得保险业的发展与当时的经济水平和金融制度相互适应，同时，国家依靠自己的政治经济资源进一步加强制度供给，保险意识和相关知识准备都在社会中得到普及，由此生发出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适应性效益。而在中国，保险制度并不是在本国市场经济发展下自发演进的，只是与西方的接触和近代化过程中产生了保险体系的制度供给不足，制度移植实现新的制度均衡后，产生比以往的生产要素配置更高的效率，实现了配制性效益。但如何发展一种深入到经济体制演化当中的、能够与经济、文化、市场、法律框架具有亲和力的、能够带来长期增长的适应性效益成为我国保险业面临的挑战。这种保险业发展的中西差异成为影响双方近现代金融形态的重要因素。(报告在线)

来源：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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